祂使我稳行在高处
题记
我们常会根据眼前的荣辱得失来做抉择,但神看的得失更高更远更真,他以高过世人的道路带领我;
我们常会根据眼见的资源和情况决定可行与否,但耶和华的膀臂从未缩短,祂将不可能成就为可能;
我们常会根据眼前的病痛和困苦来评判神祝福与否,但信心的眼睛看到神的保守,虽然经历病痛,但神从死亡中将我搭救出来,仍然存留我的性命,使我可以服侍祂。
当我们信靠神、跟从神的带领来走人生道路的时候,就可以跨高一个生命的台阶,超越眼前的得失,超越眼见的情况,超越现今的困苦。因着神的同在,我们可以稳行在生命的高处。
无论经历什么,神都与我同在;无论是顺境、逆境,神总是信实的,我们可以依靠祂。我立了志向,只要还有力量尚存的一天,我就奉献给祂用。
1. 艰难的抉择
1968年,联合国亚洲经济开发委员会指出,钓鱼台列屿海底大陆棚为一大石油;这引起各国关注。1970年9月10日,美日两国达成协议,美国会于1972年将二战时所占领的琉球群岛交予日本,其中包括钓鱼台列屿。此举引发全球华人抗议。
我当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地球物理博士学位。为捍卫祖国的领土主权,我们在留美学生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我们在大街上示威游行、抵制日货,在联合国总部门口宣示抗议,掀起很大的轰动。北京政府为表彰我们对“保钓”的贡献,邀请学生领袖去北京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我是受邀者之一。
去还是不去?这对我来说是个难做的决定。周总理是众人仰慕的领袖,能受他接见是极大的殊荣;但当时正值文革,国内政治动乱,回国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
我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祂带领。神让我看到,政治没有永恒性,政治环境可以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被总理接见在世人眼中是荣耀至极的事,但这荣耀却没有永恒的价值。我心里的感动越来越清晰,神这次的带领是不去北京。
那么,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我在祷告中求神向我显明。神给我的感动也很清晰:为祂所做的工作才有永恒价值。
为祂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我想到我们成立的哥伦比亚大学查经班。
当时北美的华人属灵资源匮乏,大学鲜有华人查经班。我和四位同学看到了属灵的需要,决定成立哥大查经班。我们五个人聚在一起,迫切祷告,于1968年6月18日开始了第一次查经,并且对外宣布邀请同学参加。查经班在哥大吸引了很多学生;连外校的同学听说哥大有查经班,也跑来参加。我们从5个人的查经班开始,到我毕业离校的时候,参加查经班的人数已经超过一百。通过哥大查经班,神也让我看到,任何一个神的工作都是从祷告开始的。
既然决定不去北京了,那么我就在哥大尽心尽力继续带领查经班。
决定是做了,但心里还是有些失落。1971年9月,看到同学在人民大会堂接受总理接见,看到人民日报上“学者归来”的醒目标题,看到人民和政府对他们的热烈欢迎,我心里很羡慕。想着自己为了搞“保钓运动”甚至牺牲了一整年的学业,本也可以同获殊荣,却因着顺服上帝的带领而放弃了机会,我不禁落寞地顾影自怜。
2. 永恒的价值
多年过后,我才领悟到神带领的奇妙。
当时赴京的同学多是物理系的高材生,愿意回国效力。周总理高瞻远瞩地告诉他们,就当时形势,留在国外比回国更有价值。中国即将进入联合国,急缺英语翻译人才,而他们正是现成的人才。因此,哥大的很多同学都去联合国做翻译,为中国填补了空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1977年文革结束,四人邦倒台,政府易权。文革期间被招进联合国工作的同学,顿时全部失业。而物理界的学问天天在变,他们多年未曾从事物理工作,若再回来已是没有可能衔接得上。生活所迫,那些同学后来多有在哥大附近开书店或餐馆的。因此,那段时间,“东方红书店”、“东方红饭店”、“东方红理发店”在哥大周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看到政治的变迁,看到同学的遭遇,我不敢有幸灾乐祸之心,但却对我的神更加敬服,祂的道路高过人的路,就像天高过地。从此,我也真正放下了当初未曾赴京的纠结,真正从失落中走出来。
我看到神对我的保守,也看到祂带领我所做工作的永恒价值。哥大的查经班,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生机盎然地继续着,仍然蓬勃兴盛地发展着。它陪伴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子,祝福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它是神手中的工作,所以虽然带领的同工会更替,神的工作却不会停止。
我还看到哥大查经班发展出更大的事工。比如说,哥大最早参加查经班的李定武牧师,后来创办更新传道会;哥大查经班的邱清泰牧师,后来成为家庭更新协会的创始人,并兼任总干事。
另外,我去世界各地担任讲员,有时提到当初成立哥大查经班,会后就有年轻人特地找到我,兴奋地告诉我:“陈老师,我也是哥大毕业的,我是在哥大查经班信主的。”每每此时,我心中总有说不出的感恩和欣慰,甚至常常泪不能自已。
虽然并没有很多人知道成立哥大查经班几位弟兄的名字,但这不重要;看到神纪念我们的摆上,仍在使用我们的查经班传福音、祝福人,我深深感恩。
当初决定不赴北京接受总理接见,这在我生命中是一个转折点。上帝帮助我学习用祂的眼光、从永恒的角度看事情,看清为祂所做的工作才有永恒的价值。
3. 路口的祷告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发布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将于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978年,中国派出第一个社会科学代表团访美,由费孝通担任团长,钱钟书与赵复三担任领队。作为回访,美国于1979年派出地球科学代表团访华,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
因为是中美建交后美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代表团,所以此次接见令人瞩目、规格很高。副总理兼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将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
我不得不感叹上帝的幽默。祂知道我上次很想要被周总理接见,因未能成行而心里失落,竟然就为我预备了如此的补偿。
中国石油部的领导带领我们参观石油工业,并邀请我们观看了大庆油田的纪录片。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世界水平30年。因为没有搅拌岩浆的机器,工人甚至跳下岩浆用人工去搅拌。我看到这样的情形,感觉心酸,不禁落泪。因为我是代表团里唯一的华人,所以中方也对我格外看重,期望我能对中国石油工业有所贡献。
那一天,在北京的一个十字路口,我望着满大街骑着脚踏车的人,人流穿梭,熙熙攘攘,看到这么多人仿佛群羊没有牧人一般,我心被触动,跟神做了两个祷告。
我说,神,求你把这地给我,让我有机会到这块土地上来为你传福音。
我说,神,求你帮助我,用我的专长帮助祖国石油工业的发展。
4. 信实的回应
神答应了我这两个祷告。
关于第一个祷告的回应: 自1992年起,我和师母有机会每年去北京两次,在八大高校做门徒训练。2004年起,神又为我们开门,借着我的工作调动让我们在上海、深圳等地都有服侍的机会。我们也由开始的短期访问和培训,延展到后来的长期驻扎和陪伴。看到很多人因为认识上帝而生命有改变,我心里无比满足。
关于第二个祷告的回应: 我于1981年担任美国地球物理学会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发展学会的全球关系。既然要发展全球关系,我便从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入手。
可是怎样才能推动中国石油工业进步呢?靠我一个人实在不行,我转向神,寻求神的办法。我想到中国的年轻人,他们聪明、肯学。只要让他们知道国外的石油工业动态,他们一定能够举一反三、迎头赶上。
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和现在不一样。那时没有电脑和网络,因此,外面的信息弥足珍贵。我特签中国石油部、煤矿部、矿产部的学术访问邀请信,使中国年轻的学者和专家可以到美国交流学习。
另外,我于1984年开始,每年一次在中国举办中美科技交流学术会议,邀请国际地球物理专家发表讲话,介绍最新的科学技术,为中国年轻的地球物理学者创造学习机会。
中国的年轻一代地球物理学家终于不负众望,帮助中国石油工业飞速发展。至1995年,中国已经赶上世界水平。曾经,我们没有搅动岩浆的机器,现在,国外的展台上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仪器;曾经,在“Publish or Perish(发表或灭亡)”著称的学术界,国内学者发表的论文数为零,而今,学术会议中一半以上的论文是由中国学者发表的。我由衷地欣慰,对祖国的石油工业有所贡献,这就是我当时的愿望。
我还在1981年成立了美国地球物理学会中国分会。根据美国学会要求,若要申请成为会员,个人年费为75美金。75美金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算是天文数字。但一旦成为会员,学会所有的杂志都可以免费阅读,可以查考的资料信息很多。如果失去这样的资源实在可惜;所以,我向学会提出申请,基于中国国情,在当时免除中国人的会员费。
后来,地球物理学会中国分会不断壮大,成为了学会永久的机构。有意思的是,十年后,中国分会的负责人也是个基督徒,后来他辞职到德州达拉斯读神学院。我在达拉斯遇见他,跟他开玩笑说: “你那中国分会会长的职位还是我当初创造的呢!”他现在也是一位牧师了。
我于1978年在北京十字路口的那两个祷告,在当时看来实在不知如何能够得以实现;但神让我看到,若你当真愿意为神工作,神一定垂听并悦纳你的祷告,祂会为你开路,祂会带领、帮助你。
5. 奇妙的搭救
诗篇90篇这样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祂要为你吩咐祂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我这一生,便多次蒙神如此保守搭救。
2006年,我和同事在西伯利亚探油。经过几十个日日夜夜的辛苦勘探,终于找到石油。
作为嘉奖,公司特地为我们几个项目负责人预定了西伯利亚的一个度假村。那里有一片高尔夫球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小木屋,里面设备一应俱全。我很开心,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于是,我整理好行装,飞去度假村。
我早知道西伯利亚的航班不容易准时,但未曾想飞机晚点六个小时。原本八点该到,结果航班延误到凌晨两点。
西伯利亚并不是24小时都有服务。我辗转到达度假村的时候,一片寂静。没有人领我去小木屋,我只好根据编号自己找过去。
夜里天寒地冻,地上全是冰。我里面穿的是单件衬衫,外面套了件西装,冷得哆嗦。虽然很想赶快走到木屋,但怕摔倒,还是不敢大意。我拉着小行李箱,小心翼翼地走在冰上。
饶是如此小心,快到小木屋的时候,还是脚下一滑。我心中暗叫不好,在身子失衡倒地的那一瞬间下意识地用手撑地。
咯嘣一声脆响,我的手骨摔断了。我忍着剧痛,想用另外一只手撑着起来,但白费气力,我动弹不得。我喘着气喊救命。夜幕辽阔,却空无一人。我躺在冰上,意识越来越模糊,没多久就昏厥过去。
后来,似乎有人轻声唤我,我逐渐清醒过来。睁开眼,是两个俄罗斯年轻人扶着我。他们是一对恋人,恰巧在高尔夫球场谈恋爱,谈到半夜舍不得离开,这才看到我摔在冰上。更巧的是,男孩是学护理的,他懂得如何处理骨折,而女孩是外文专业,懂英语,可以和我沟通。
我心里感恩,知道是上帝救我。要不是祂安排这对年轻人发现我,我衣服单薄地在冰地上昏迷一夜,一定会被冻死。
6. 全然的依靠
当天晚上,他们带我去附近的一个小诊所。诊所很简陋,设备也不齐全。护士见到我,没说要照X光片,只是把我的手腕一拉一扯,随后缠上纱布,就说好了。我痛得厉害,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止痛药。
在诊所折腾了两个多小时之后,这对年轻人送我回来,把我扶进屋子,安顿我躺下休息之后才离开。第二天早上,他们又过来帮助我起身,并送我去参加公司的会议。
虽然疼痛难忍,但我还是坚持开完了会。两天之后,我和同事一起回到莫斯科,就赶紧去医院。但那里的医生并不负责,一句话也不跟我解释,就粗鲁地扯开纱布,扭掰我的手腕要让骨头归位。由于事先并未打麻药,我顿时痛到无法忍受。
人生地不熟。在那孤立无援的境况中,我完全无法靠人,也完全不能依靠自己。我没有埋怨,唯有依靠那救了我命的神。
过了几天,回到美国,拍了X光片,医生告诉我,是粉碎性骨折,需要开刀,将骨头碎片粘合起来,还需要钉上钉子。
可是,原定第二天就要飞去中国做退修会讲员,哪能留在美国做手术啊!我问医生,可不可以先去中国,等回来后再进行手术。医生说,那样太冒险,腕骨碎了,如果不马上手术重新排列整齐的话,这些小骨头会斜着长,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中国那边的退修会已经筹备了一年,我若不去,退修会就得取消。我想,上帝救了我,是因为祂托付给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既然我还活着,就应该服侍主。于是,我决定去中国,那里无数渴慕学习上帝话语的年轻人正等着我。
医院让我填表签字,既然拒绝马上手术,那么万一出事,后果自负。我签了名,去中国两个星期,讲了二十几场道,回到美国后再接受手术。感谢上帝的看顾,手术一切顺利。
手术过后,复健做得很好,复原指日可待。一天,正在复健,我忽然听到手腕处“咔”的一声。连忙再去检查,结果是螺丝松动,需要重新手术。
虽然一波三折,但借着手术,神让我暂时放下教会和公司的事情,在祂面前完全安静、完全休息。
神的双手一直保守看顾我,祂救我的命,我的生命气息如今仍然存留,怎么敢说不是神的恩典。神也允许困难和痛苦临到我,让我看到自己的有限,学习更加依靠祂。
7. 上帝的同在
多年后,我再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2014年9月7日,那天是主日。我讲道回家之后,感觉身体不舒服。那几天师母去探望女儿,不在家。我和师母通了个电话,师母嘱咐我到床上躺一躺,休息一下。
挂了电话,我还没有走到床边,就忽然一阵晕眩,眼前发黑,昏倒在地板上。
没有人知道我昏倒在家。照理来说,我就会这样死去了。
恰巧,第二天是中秋节。教会的弟兄怕我一个人在家过节会孤单,所以之前就约了我晚上过来接我去他们家吃晚餐。
他到我家的时候,我已经昏倒在地板上30多个小时了。见无人应门,他觉得奇怪。我不是无故爽约之人,此时应当在家才是。他连忙联系师母,询问情况。师母知道我一定是出事了,请他赶紧联系警察撬门,并打911急救。
门被撬开,我倒在卧室的地板上,整个人没有知觉。急救人员为我抽血、验血,发现我的血压高压值只有40。血不流动,情况危险。若血不到四肢,四肢发黑,便需要截肢;若血不到脑,则会变成植物人;血不到心脏,心脏会停止跳动,人会死亡。
主治医生使用药物帮助我把血压提上来,血压慢慢上升,我才醒了过来。三天后,验血结果出来,我得的是败血症。
我在医院住院一个月,当时连穿衣服、系鞋带这样最基本的动作都没法完成。出院之后我又做了一个月的复健。
感恩的是,我的四肢没有被截,脑子也没有受影响,只是走路时脚步要比以前慢而已。
我看到神再一次保留我的生命,心里深深感恩。
教会有些年轻弟兄却为我而抱怨:陈老师这样卖力地服侍主,为何神还允许他经历这样的病痛呢?
其实,我们信主的人在这世上同样会经历生老病死,但不同的是,无论经历什么,神都与我们同在;无论境遇如何,我们都可以见证神。
在患败血病住院期间,一位好友来看我。他告诉我,他的一位朋友也患了败血症,被截了肢。那位朋友是主内带领敬拜的姐妹,有人问她,你被截了肢,还会感谢神吗?她说,我现在虽然不能弹琴、不能指挥了,但我活着的每一天,没有埋怨,却有喜乐,我可以用我的生命见证神。
这位姐妹的见证很美。确实如此,无论是顺境、逆境,神总是信实的,我们可以依靠祂。
虽然患了败血症,但我没有灰心、没有埋怨。康复之后,我10月底又开始讲道,11月又开始到世界各地带领营会和培训。只有病愈之后第一次讲道用了轮椅,之后连椅子都没有再用过了。
我立了志向,只要还有力量尚存的一天,我就奉献给神用。
当我们信靠神、跟从神的带领来走人生道路的时候,就可以跨高一个生命的台阶,超越眼前的得失,超越眼见的情况,超越现今的困苦。因着神的同在,我们可以稳行在生命的高处。
作者:陈昆华博士出生于昆明,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物理博士,曾执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地球科学系,任雪佛龙海外石油公司技术顾问三十余年,已退休。曾任休士顿福遍中国教会义务传道。过去三十余年,在世界各地从事短期宣教、门徒培训、退修会、培灵会,福音营讲员等事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