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诗关于沙滩上的两双脚印，描绘了一个人与主同行。当诗中的人回头一看，发现在他人生最艰难低潮的时候，只有一双脚印。那他问主为什么会在他生命中的那时刻抛弃了他，主回答说那一双脚印是祂的，因为祂抱着他穿过幽暗的时刻。

我回忆自己的生命时，看到了一个不同的画面，一只小船在海洋中漂流。20世纪5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初到美国的小男孩，没有雄心勃勃的目标，只想高中毕，获得大学学位， 找到一份好工作，可以独立，不再是父母的负担。我还蛮满足在生命的海洋中这种漂流。现在回过头来才发现，看似漫无目的的漂泊，乃是上帝看不见的手一直在默默地引领着我。

在基督使者协会庆祝60周年之际，使我回顾使者在我“漂流”的岁月里如何触摸到我的生命。我应该如何描述使者和我的关系呢？1958年我陪着父母李兴贤牧师夫妇一起参加在宾州松溪Pine Brook举行的学生夏令会。在德克萨斯州上大学的我，那年夏天回到华盛顿特区的家，父母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那是我第一次和基督使者协会的活动接触。当时AFC的中文名称是“基督徒福音协会”，英文一直是Ambassadors for Christ。第二次的接触是24年后，我和妻子及两个孩子参加了每年一度的家庭夏令会。在此期间，周主培牧师也时常和我们有机会见面。1965年，我那时的女朋友钟琪玲（现已是我妻）和我到周牧师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北16街的国语教会崇拜。1966年，当琪玲和我在马利兰州银泉市第一浸信会成婚时，我父亲主持婚礼，并邀请周主培牧师祝祷。浸信会的牧师也为我们的婚姻祷告。三位牧师主持我们的婚礼，怎么可能出错呢？靠着上帝的恩典和怜悯，祂显然垂听了三位牧师的祈祷。经历了风风雨雨，2022我们庆祝结婚56周年，实在是神的恩待。有一次老周牧师在我们的巴城中华基督教会退修会作我们的讲员。我担任他的翻译，还记得他信息中提到贵重的油从亚伦的胡须上流下来，描写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诗133:2）。还有一次，我们有幸接待他和周师母在我们家住宿。当他看到我们厨房的柜台上一瓶麻花时，就像个小孩一样立即指着它说：“我要吃那个。”远远的看着，他好像很严肃，但当我们接近他时，他幽默的一面就会流露出来。他在家庭夏令会讲道时，我们总是收获多多。他最喜欢的歌曲是“因祂活着”。

1980年至1994年使者家庭夏令会在宾州Mt. Behthel的Tuscarora Inn举办有15年之久。从1982年到1992年，这11年中，我们全家每年带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参加这个家庭夏令会。当时我们的孩子以为AFC的意思是“家庭夏令会”（A Family Conference）的缩写。有一年，琪玲的父母和我母亲三代同堂一起参加了这个营会。除了两位老少周牧师以外，还有许多其他众所周知的好讲员，如李秀全牧师、黄光荣牧师、滕近辉牧师、刘传章牧师、陈终道牧师、林慈信牧师等，皆带来丰富的灵粮，喂养饥渴慕义的基督徒。也有为青少年和儿童安排的讲员及辅导，以满足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需要。有一天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林慈信牧师即兴演奏了一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钢琴音乐会，包括流行曲、古典音乐和圣乐，没有看任何乐谱。听众全神贯注地聆听优美乐声，是个意外欣喜的收获。

家庭夏令会的海报及报名单很清楚地介绍这一周的内容：身心灵同得更新；培养夫妻之间互相尊重、学习彼此欣赏，共同了解； 增进亲子之间的沟通和感情；我们还可以享受与其他华人基督徒家庭的团契，讨论北美华人家庭特有的话题；轻松悠闲地尽情享受全家度假的乐趣。有几年我担任注册任务时，有机会结识了许多家庭。我们的孩子常常品味那些年的回忆，尤其是想起他们的导师、密友和照顾他们的大姐梅碧仪(Sandy Moy)。夏令会也为长辈安排了讲员和座谈会，供应他们的需要。我们的父母亦很享受与同龄的弟兄姐妹的甜蜜团契。有一年黄维仁博士是讲员之一。他对长辈的尊敬和礼貌，就像他们是自己的父母一样，感动人心。周中的烧烤和爱宴为所有从忙碌生活中抽出时间参加的人，增添了更多联谊甘甜并值得回忆的时光。在最后一天，我们会依依不舍地告别，相约明年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