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我还在国内生活和工作时，因为投身校园福音工作，便听说在美国有一家专门以华人学生学者为主要服事群体的福音事工：基督使者协会。在后来的若干年里，跟副会长郭振游教授，黄力夫教授陆续认识，开始邀请他们担任当地事工的讲员。我发现他们学识渊博，为人极为谦和，不论是在公开讲座中呈现基督教世界观，还是在教会里教导圣经，都非常老练。后来才知道，他们在美国时早已有多年的巡回布道经验。因为他们的缘故，使者协会在我的心目中几乎是一张金字招牌。

后来我到了美国攻读神学院，就住在离使者总部Lancaster, PA一小时车程的地方。神学院最后两年，我一边在邓普顿基金会半职工作，负责东亚的宗教学和哲学项目，一边努力完成剩下的学业。中间收到邀请参加使者举办的几次校园事工研讨会，会上有机会认识来自各地的一线同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使者的使命和日常事工。

当时的我指望着留在邓普顿基金会里独挡一面，负责东亚项目。老板对我重视有加，我的神学装备和过去的背景又都恰好派上用场。谁知因为基金会在前年颁奖给达赖喇嘛，惹恼了北京当局，叫停了我们在国内的数十个项目，其中有几项已经有6-7年的历史。学校收到通知不允许与我们接触，甚至有参与的中国学者被国安局约谈。我的前途自是蒙上了阴影。

在这个时候，神学院的学长陆尊恩极力推荐我考虑到使者服事。但我却已经想离开第一线的事工，转而放在非盈利性机构的管理和发展上。我认为使者并不符合我的定位。但在跟周大卫牧师长谈以后，他提出让我负责使者的发展部门，并且还接受我的建议把传统的发展职责（通讯、伙伴关系和筹款）与事工拓展职能结合，成为新的事工发展部。这样的组合，既让我可以参与事工，而又能够根据事工的不同特征来制定不同的筹款和发展策略。就是这样我开始了在使者的九年服事生涯。

初到使者，可以感受到两股浓厚的力量交织在一起，一边是以周大卫牧师，苏文哲大哥为代表的老同工们。他们大多已在使者服事超过二十多年。从使者的「创业期」起便扎根在这个Amish小镇默默服事，历经信心挑战，可以非常老练地花小钱、办大事。把任何一项事工做到成本最低，用户体验最好。另一面，随着中国留学潮的兴起，事工里涌现了许多年轻领袖。他们带着热情和创意，希望可以在使者这个影响力平台上实现创新。我在这九年中作为亲历者，见证了这两代人如何彼此成全、让使者的整个事工策略更加多元、与时俱进，也让整个机构的管理、科技和设施建设迈上新台阶。这种专业精神在华人非盈利性组织中实在罕见。

刚到使者，我最大的一项工作便是要着手推动蔡苏娟宿舍的筹款和修建。此项工程造价300万美金。而就在前一年我们刚完成大使命中心的修建，建造的400万美元用了三年时间才筹齐。作为新人，我实在没有把握能否在两年内再次完成筹款目标，破土动工。但是看着周大卫牧师的笃定和自我奉献精神（他先从自家人开始，甚至动员家族第三代人奉献参与此工程），我也学习到了使者的做事原则：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勇敢。一年后的某天，我们从一位支持者的家中走出。他得知这个工程最后的缺口，答应补齐好让工程顺利开始。这个时间来的刚好不早不晚，让我看到神自己在工作的明证。我脑海中突然想起戴德生的名言，「做神的事通常有三个台阶：不可能，很困难，做成了。」

时隔两年后，柏有成老师辞去教职，来到使者成为新任总干事。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我有很多机会跟两位出行，拜访教会，支持者，拓展新的事工项目，行迹覆盖北美，亚洲和欧洲。一起出行，到外地服事，是最好的认识彼此的方式。我仔细观察他们如何分享异象，化解敌意，争取合作伙伴，尊重人的不同意见，最重要的是允许神来随时打断我们人的安排和规划。

因着使者协会已在华人社会中服事60年，世界各地都有曾受过使者新老同工恩惠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经常在他们的故事里看到「为基督赢得华人知识分子」这一使命的历久弥新。在饭店中被弟兄姐妹认出来，账单被悄悄地付掉。在北京的写字楼里偶遇在使者欧洲福音营中信主的姐妹。在波兰看见使者的出版物被分销到欧洲各个国家……这些经历让我对成为使者一员深感荣幸。

此外，同工们表里如一的品格，奉献精神也让我收获良多。记得有次与周牧师和柏老师在结束英国行程后搭Uber赶往希思罗机场。司机是一位罗马尼亚籍移民，我们一路热情攀谈。到达目的地后，柏老师特意走到他窗边与他握手，为他祝福。这位司机说，这是开车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人如此尊重他的服务。此类温馨的小事数不胜数，至今仍是我美好的回忆。

正值使者步入六十周年之际，回望来路，感叹神的恩慈，竟允许我辈参与其中，为祂所用。 「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勇敢，在一切事上摆上」，也成为我和我家人的座右铭。感谢并祝福使者的同工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