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乌克兰——我们的难民之路
一对驻乌华人教会传道人夫妇的自述
2022年2月24日莫斯科时间清晨6时整（乌克兰时间清晨5时整），普京宣布了一项以“乌克兰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几分钟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奥德萨和顿巴斯传出炮火声。俄罗斯在乌克兰奥德萨登陆部队，并向乌克兰主要机场和军事基地发射导弹，俄乌战争就此爆发[1]。
此后不久，曾在乌克兰生活二十几年的莉娅姐妹一家，不得不离开家园，以战争难民的身份开始逃亡的生活。莉娅说，当了难民以后，她才知道难民章是黑色的；她说，这一路上，上帝让我借着女儿看到什么是“信”……漫长的逃亡路上，他们不知道明天将要如何，也有许多事情他们当时未能识透，但回头看来每一个危机里都有上帝的带领，过程中对上帝真实的信心，让他们知道谁掌管明天，也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以下是我们对莉娅姐妹及其丈夫专访的文字整理，阅读需要15分钟，您也可以选择收听下方的采访音频。
我在乌克兰服侍一间很小的华人教会，大约有二三十人。因为乌克兰不是一个非常适合华人定居的国家，且教会的人员组成以留学生为主，所以人员流动性很大。
在我留学的那个年代，大家都还说着俄语。但自从2014年，乌克兰与俄罗斯爆发第一次战争后，乌克兰当地的学校就开始去俄语化，改说乌克兰语，也就是乌语。在乌克兰南部，大家原本一直使用俄语，突然要改变成乌语，几乎完全是另一种语言，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对于我们这些外来者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即便如此，战争之后大部分乌克兰人还是很坚定地切换成乌语，连总统在刚开始时，哪怕只能说得磕磕绊绊，也坚持说乌语。
总以为战争离我们很远，然而战争真正爆发，就在一夜之间
2022年2月24日凌晨5点，我们所有人，同时在不同城市，都被一阵轰鸣的巨响声震醒，我们都感觉到那声音的不同寻常。在此之前，已有传闻说要爆发战争，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开始要求各国民撤离，而我们总觉得战争离我们还很遥远。在经过差会的几经劝说后，我还是制定了一份应对计划。然而，当战争真正爆发时，所有的计划都无济于事。因为当导弹突然出现时，我们只能躲在家里祷告。起初，我们以为因为军事实力的悬殊，战争可能三天就打完了，最多不超过一个礼拜。而当时唯一担心的是停水停电，所以我们将家中所有的器皿都装上水，并开始准备容易保存的食物。三天后，战争依然在继续，这期间我们基本没有睡过觉。
我们不知道导弹什么时候再来，只能一直穿着衣服睡觉，做好随时跑到地下停车场的准备。战争爆发的第一天，我先生开车将一位68岁的加拿大华裔牧师接来我家，当时还有一位女大学生和我们住在一起，加上我们三岁的女儿，真可谓是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像军队演习一样，提前分配好任务，谁负责食物，谁负责衣物，谁负责抱孩子等。我们需要准备好能快速穿到身上的衣服，并将所有要带走的东西放到门口，时刻准备着。当我们第一次听到防空警报的声音时，并不知道那是什么。过了一会儿，我们才意识到是警报声。于是，我们立刻丢下手中的饭碗，抱起孩子，拿起准备好的一切物资飞奔到楼下。在那种急迫的情形下，我们早已分不清紧张与害怕，只能像警犬一样一直警惕。我们即便是在睡觉，也要竖起一只耳朵，时刻听着外面的风吹草动。
战争爆发的两三天后，整个乌克兰的夜晚漆黑一片，大家不敢在家中开灯，也不敢在床上睡觉，因为导弹击中了很多民宅。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里，就有一家人经历了这样的生离死别。当日正值复活节，家中的父亲去超市买蛋糕，导弹直冲到他们家，三个月大的婴孩与母亲，外婆一同被炸死在导弹之下。
我们只能尽全力地保护自己不受伤。我将玻璃全部贴上胶带，以免外面的爆炸震碎玻璃，伤到人。我们不敢在床上睡觉，三个人挤在卧室的衣帽间里。而牧师则睡在我家的玄关，大学生紧挨着一面主墙，我们用一些墙体作为掩护，睡在角落里。就像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我们不停地演练着逃跑时的路线。而当时让我最感到难过的，是对女儿的亏欠。如果我不是宣教士，就不会留在这里；如果我不是宣教士，当我听到战争要爆发时，就会带着女儿第一时间离开。
那几天里，防空警报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声音，每次听到警报声响，我们就要马上跑到地下停车场。很多时候，孩子正在专注地玩耍，而警报一旦响起，我们只能抱起她就跑，来不及解释。我们很感恩在地下停车场里有自己的车，晚上的时候，可以让女儿睡在车里。第一天晚上，女儿问我：“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回家睡觉？”我对她说：“我们今天尝试一下在车里睡觉是什么感觉。”女儿觉得稀奇有趣，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女儿又问我：“妈妈，我们为什么又来地下停车场？” 这一次，我带了一个野餐垫和一些食物，并告诉她：“今天大家在这里开派对。”女儿开心地信以为真。第三天，导弹爆炸时的震动将我们从床上震起。女儿害怕地问我：“妈妈，妈妈，这是什么声音？”我一时间无言以对。我问上帝：“主啊，我该怎么回复我的女儿？”突然，我想起我们曾一起去看政府放的烟花。于是，我对她说：“你还记得去年看的烟花吗？是不是声音很大？也很漂亮？和刚才的声音像吗？”女儿点了点头。我继续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烟花，比我们之前看过的烟花更响亮。如果你一会儿再听到那个声音，就闭上双眼，想象烟花在空中绽放的样子。”说罢，我顿时体会到了耶稣所说的信，与我女儿对我的深信不疑是一样的。女儿相信我说的烟花，即便那个声音再大，她也毫无惧怕。
离开乌克兰——成了难民的我才知道难民章是黑色的
因为老牧师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所以还没等到大使馆决定撤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决定陪老牧师离开。2月27日，我们得知俄罗斯与乌克兰将在次日举行谈判，于是猜想暂时会停战，我们便计划于28日离开。如果要走就一起走，我们不能撇下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找到当地教会的弟兄，计划开着车挨家挨户地接每一位弟兄姐妹，只要愿意跟我们走，我们就会一起坐车离开。大部分学生在问过父母后，都决定听从政府的安排，等待撤侨。最后，我们一行总共有18个人一起离开。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还留在原地，我很担心，但又左右为难。既要送老牧师离开，又想陪伴在没走的弟兄姐妹身边，我内心十分挣扎。于是，我只好给一位信任的牧者打电话，寻求他的意见。那位牧者鼓励我说：“你已经为大家做了最好的安排，离开与否是大家自己的选择，与你无关。你可以带着那些愿意随从你的人勇敢地离开。”听到这些话，我才能稍微心安。
我们当中没有人做过难民，对于逃亡也完全没有经验。我们来到乌克兰的边境，将车停在几公里之外，因为前面的几公里已是满满的难民们在拖着行李前行。于是，我们也加入了这些难民的行列，一起走路过海关。我们只带了一个行李箱，装满了女儿的一切所需，其中半箱是她的尿布，半箱是她的玩具衣物。我们不想让她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所感受到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从乌克兰出去后，会去到何处？我们完全不知道。
海关地处荒郊野外，风极其猛烈，我们穿的都很单薄。我好像从未经历过如此大的风，一只手捂在脸上，一只手拖着行李。因为一同行走的难民多达上万人，女儿怕得不敢自己走路，所以一直被我先生抱在怀里，我们就这样步履艰难地往前移动着。起初，我还感叹带着小孩子逃难的不容易，但很快我就享受到了有孩子同行的福利，因为妇女和儿童可以在队伍中先行。我们花了4个小时走到海关，而老牧师则走了10个小时才到，中间有两次差点摔倒。这是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作为难民，我们是如此地狼狈不堪。
终于，我们到达海关关口，准备进入邻国摩尔多瓦。我们的护照被盖上黑色的入境章，于是我才知道，难民章是黑色的。摩尔多瓦的海关比较落后，没有电子显示屏，都是海关人员用嗓音喊着每一个人的名字。又因为人多嘈杂，海关人员逐渐失去耐心，当时的我确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尊严，就像被扔在地上摩擦。我们要进入的是别人的国家，人家愿意让我们进去已经是偌大的恩惠。那一刻，我回想起自己在2014年曾接触一些难民时，也觉得他们可怜，会帮助他们，但其实内心并无法真正的感同身受。当我自己亲身经历时才明白，作为难民不单单是缺衣少食、背井离乡，更令人难过的是作为人的尊严被踩在脚下。
我们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大巴车，从摩尔多瓦到罗马尼亚。女儿就像瞬间长大了一样，途中一直没有哭闹，只是很反常地，不常睡觉，也很少吃东西。她喜欢望着窗外，似乎是在尝试理解过去这几天里所经历的一切吧。她说：“妈妈，我要祷告。请求上帝帮助乌克兰。”
回不了家，上帝，你到底要带我们去哪？
连续多日精神高度紧张，又缺乏睡眠，我们就想要在大巴车上好好休息一下。窗外飞机的轰鸣声再次将我们惊醒。误以为是导弹袭击，丈夫下意识地想要拉起我的手逃跑。这时我们才发现，虽已离开那个战乱之地，我们的内心却始终没有平安。我很想要找回一个平静的生活状态，也很多年没有回过了，于是满心地期待着，可以尽快回到祖国。而就在临上飞机之前，女儿却被检测出感染了新冠。我们于是被告知，不被允许搭乘飞机回国，就算是落地后隔离多久也不行。那一刻，我真的身心俱疲。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真的无法再承受任何的难处，女儿感染新冠对我来说，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整个人就要垮掉了。我向上帝抱怨：“主啊，为什么？回国不是最好的安排吗？我们经历那么多，你为什么不帮帮我们？”这时，一位牧者对我说：“在过海关时，你因着女儿的原因得以先行，想到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福。那你有没有想过，女儿感染新冠也是上帝默许的，也可能是上帝赐给你们的福呢？”没有任何办法，我只能向上帝祷告，说：“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离开？我不明白，但我愿意顺服，愿意相信你给我们的一切安排。”
当时，罗马尼亚的教会接待了很多难民，也愿意让我们留下来服侍。但几次祷告之后，我们并没有要留在那里的感动。这时，我丈夫听闻一个弟兄说可以去匈牙利。于是，我们问上帝：“主啊，如果你不让我留下，就请给我指一条路，让我明白下一步要去哪里。”下午，我们碰巧又遇到那位弟兄，便与他咨询了是否可以去匈牙利，并决定尝试看看，匈牙利是否是上帝要我们去的地方。老牧师担心我们的英语不好，会被刁难，所以决定陪我们同去。同行的还有另外两个弟兄，我们便一同再次驱车十几个小时，去到匈牙利的海关边境。
在匈牙利的海关依然要排队等候，我们原本以为可以在车里排队，所以没有刻意穿很多。但是我们要进入申根国家，需要在海关办理一次性签证，要求下车排队。当时正值深夜两三点钟，车门打开的一瞬间，一股寒意袭来，牙齿都跟着打颤，就像夏天里走进了冰库，零下八度的刺骨寒风，吹得衣服帽子都飞了起来。我们将车停在靠近海关的位置，轮流下车排队，并收集了两件棉衣，让每次下车排队的弟兄穿在身上保暖。好不容易排到我们，却被告知排错了队伍，需要重排。那一刻，我的内心冷到冰点，只剩下绝望。
海关人员坐在空调房里有条不紊地给每一个难民办理签证，难民们顶着严寒排队等候，时不时还会有人突然插队，女儿被冻得嚎啕大哭，从我身边走过的警察毫无礼貌地一把将我推开。那一刻，尊严被碾轧的难受再次充满我的心，我看不到队伍的尽头，看不到黑暗中的光亮，也看不到未来的盼望。我差点脱口而出，“我不去了！”很快，圣灵感动我，叫我看看老牧师，他本可以不受这份罪，现在因为我们的缘故，同样在这里忍受着这份煎熬。于是，我对女儿说：“宝贝，妈妈带你祷告，祈求上帝保守你不会生病。”话音刚落，一位女士不知从哪里过来，将一条毛毯包裹在我女儿身上，我还来不及道谢，她就已经转身跑回车里。女儿因为毛毯的温暖，渐渐平静下来。我也因此真切地感受到来自上帝的安慰与同在。
离开还是留下？走上帝带领的路，看起来再艰难，最后都会走得通达
终于，我们进入匈牙利境内。我们在一间华人教会分享经历，一位姐妹听后很受感动，流着泪拉着我的手说：“我可以帮你们申请宗教签证。我有一位认识二十多年的律师朋友，他从没有过失败的案例，你放心，我们愿意帮助你们。”没过多久，我和先生也感染了新冠。借着休息的时间，我们开始整理办签证所需要的材料。真是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位细心的丈夫，他竟带全了所有需要的材料。事实上，当时我们收到的大部分外界声音是，结果未必乐观。但那位姐妹决心很大，跑了好多家教会，帮我们办理教会邀请函。那时，除了祷告，我们能做的只有等待。最后，当我们拿到三年签证时，很多人对我说：“我们拿到的都是两年的工作签证，从未见过三年的签证。”
在刚进入匈牙利时，我就会想起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早在战争发生之前我就感觉内心枯竭，无力继续牧养。因为之前，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在乌克兰的教会，更很少有人帮助。这么多年，基本是凭借我在网络神学课中学到的知识，向大家讲道。在我之前的牧者，虽也曾对我言传身教，但几年后就被派遣到非洲传道。哪怕是当时怀着孕，我也得站在讲台气喘吁吁地讲道，孩子出生了以后，我就抱着年幼的她去服事。所以，我想借着这次被迫离开的机会，系统地去神学院学习。刚好，意大利有一个刚刚成立的神学院，但因资质并不完善，所以无法接收国际生。如果我没有拿到三年的签证，我就无法申请这所学校。
此时，与我同行的老牧师则提议让我去加拿大的神学院读书，毕业后两年就有机会拿到枫叶卡。当我们有了稳定的身份，无论我们去哪里服侍都会事半功倍。我们思来想去，决定采纳老牧师的建议。但是当晚，我在睡梦中依然内心不平安，我觉得上帝对我的呼召不是加拿大。虽然加拿大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我知道，有的时候这条看起来好走的路，若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之后的路未必好走；而有时一条路看起来艰难，但若是出于上帝的旨意，未来必定会越走越通达。最终，我们决定留在欧洲，在意大利的罗马神学院读书，我是这间学校的第一批学生。
当我们在匈牙利的时候，很多人找到我们，问我们是否有渠道把钱给乌克兰。我意识到我们当时选择留下来的意义，就是可以为乌克兰发声。我们将乌克兰的现状分享给大家，很多人有感动就奉献给我们。我们与一位日本牧师相识多年，他在乌克兰带领一家当地教会，我们便将奉献转到他们的教会，与他们共同帮助那些还处在战争中的百姓们。
我先生在乌克兰有个工厂，当时开工厂也是他的一个异象，希望可以借着工厂为当地百姓提供就业机会，也借此机会向当地人传福音，并介绍给当地的教会。战争开始后，鞋厂便停工了，当时停工了一个多月。但那些工人还留在乌克兰，等着复工，就联系我们，只要能拿到工资，他们愿意做任何工作。我们很担心安全问题，而且在这个时候，一个导弹来了就什么都没了，那是我们全家的身价性命。但我先生说，对工人们来说，若不工作就没有生活来源，他们靠什么生活呢，他们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他们对于生活已经很绝望了，光是为他们代祷，也并不能让他们找到对生活的盼望。于是祷告之后，我丈夫说，那我们还是开工吧。我真的很佩服我的丈夫，而这个工厂现在也成为外界捐款给乌克兰教会的一个可靠渠道。
先生的讲述，我们可以为乌克兰做点什么？
对于我们一家来说，乌克兰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在那里已经生活二十多年。离开那里之后，我们也一直在关注着那里的情况，一直想着我们可以为乌克兰做点什么。我们和当地的一些教会还是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我们一直祷告，也去联系各方，想切实地去做一些事情帮助乌克兰。
因为战争是突然爆发的，所以难民们通常都是无计划的逃亡。我们目前的援助计划大致分为四个方向：一开始，我们需要做的是安置难民，并给他们提供一些生活所需。我们与当地的一些教会合作，一起来做扶持难民的工作。我们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小农场，买了猪，帮助他们自力更生。其次，战争前线城市尼古拉耶夫，当那里开战时会停水停电，物资短缺。因此，我们运一些物资给他们。再者，乌克兰士兵的防弹衣、防护手套、战靴及背包等军用装备也需要自己购买，所以我们也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援助。最后，随着战事的发展，俄军已从基辅撤离到乌克兰东部。很多基辅当地的教会被毁，包括建筑及一切用品都毁于一旦。我们需要帮助他们重建教会。这些事情并不是我们靠着自己在做，很多事情是和当地一位我们很信任的日本牧师合作，他长期在乌克兰服事当地人，也曾很大地帮助我们华人教会。
目前，我们主要是把乌克兰的信息尽快分享出去，有感动的人会把奉献交给我们。我们也曾询问日本牧师，怎样做能真正确实地帮助乌克兰人？他说：“他们最需要的是钱，至于多少，别问我，我也不知道，那是个巨大的无底洞。”
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我们也在尽量地向当地人传福音。比如日本牧师及所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会在乌克兰境内发放物资，并在物资上贴经文，在发放过程中分享信息或讲道。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乌克兰人的信仰从东正教转为基督教。
面对未知的未来，女儿教会我单纯的信靠
我很感恩，在整个过程中，我的女儿建立起了对上帝真实的信心。那时我生病咳嗽，半夜她睡到一半醒过来，一定要为我祷告，祷告很简短，她说，“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帮助妈妈不要再咳嗽了，奉主名求，阿们！” 她祷告完了就睡了，她相信妈妈就得医治了。上帝真的在我女儿身上，让我学到了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什么是“信心”。我们来到这里以后，每天的生活里都有各样的难处，我们就为这些实际的需要祷告。女儿上幼儿园的事情也是，几经波折，但最终上帝都有祂的安排。女儿和我说，“妈妈，上帝听了我的祷告。我祷告求上帝帮助我去幼儿园不害怕，我听不懂我就看别的小朋友怎么做，我感到孤单的时候我就祷告。”女儿单纯的信心让我明白什么叫真的相信，我们成年人很多时候祷告了交托了，但之后还是难免去想，这个问题上帝要怎么解决呢，上帝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样，往往越想越乱，而女儿让我看到，交托了，就是相信上帝，肯定会帮助我的。
这一路上的不确定性太多了，又需要做很多的决定，我们怎么去体察上帝和心意，知道上帝的带领是什么呢？那时候要进匈牙利，我们也并不知道能不能进得来，面前就一条路，我们就只能去试，开车来回十几个小时，若是神的心意，我们就能进，若不是，我们再回来也无妨。那时我们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匈牙利，就算能去，能不能有身份。后来来了意大利，要怎么生活？女儿能不能上学？下个月先生要去外出开会，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的生活要怎么办？关于未来我们完全不知道，于是我就很能体会亚伯拉罕当时离开家之后的心情，前路的每一步，都完全是未知的，只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完全仰赖上帝。
很多时候，我们在和平的环境里，并不觉得生活有什么不确定性。但是正如雅各书所说，“嗐！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很多人不去经历一些事的时候，就会以为我明天也会照样起床，然后吃早餐，然后上班，但其实生命就是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却习以为常，看不见这一层道理了。而虽然，我们大部分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或许在婚姻上有战争，人际关系上有战争，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战场。
后记
亲爱的读者，此刻的你，生命里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战争呢？而你，又是在靠着谁去为你争战呢？面对未来的不确定，你是如何去寻求上帝的带领呢？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个人，对祂信得单纯，靠得彻底。